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逝世 厉以宁逝世
作者：chunzhi 发布时间:2023-02-28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逝世，厉以宁逝世
据北京大学官微，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全校师生沉痛悼念厉以宁先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这场影响世界的中国改革进程中，一大批经济学家为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这其中，厉以宁是中国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过去几十年里，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始终是争论的焦点。体制的力量也无法准确把握住这里的边界和尺度。于是，就有了经济学家在一旁把脉，帮助中国“摸着石头过河”。而厉以宁是把脉准确的那一位——主张常被高层采用，从而改变历史轨迹。他曾表示：“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人民生活改善的想法，这一直都是我的想法，也是我坚持至今的原动力。”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走出“文革”的中国百废待兴，最大的问题是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大量在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回城的知识青年，急需寻找到工作岗位，就业成了一个影响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1980年夏，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参加会议的各路人士纷纷提出，为了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政府应当大力兴办企业。但是，国家拿不出那么多资金来兴办企业。
此时，厉以宁提出，可以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他说，股份制企业就是民间集资，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可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厉以宁的这次发言，是在高层会议上第一次发出的关于股份制的声音，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但是，股份制这种脱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一些人看来，无异于是颠覆社会主义的“洪水猛兽”。围绕着股份制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学术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厉以宁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从1984年到1986年，年过半百的厉以宁奔走于全国各地，作了很多演讲，写了很多文章，宣传股份制。
1986年9月，已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系主任的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此后又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从此得了个“厉股份”的称号。
此外，他还主持起草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参与推动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以及“非公经济新36条”，在国有林权制度改革、国有农垦经济体制改革、低碳经济发展、扶贫、教育投资与人力资源开发等很多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厉先生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者、参与者和“积极倡导者”，是从思想上、理论上推动和引领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人物。
2018年，厉以宁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历史逻辑（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以下是全文。
我国改革开放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已经走过40年光阴。40年的成就有目共睹，40年的经验弥足珍贵。在一系列成就和经验当中，股份制改革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项。股份制改革不仅巩固了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搞活了国有企业，而且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市场活力。回顾这一改革历程，把握它的历史逻辑，有助于深化对股份制改革的理解，在新时代继续将改革进行到底。
经济改革在农村率先破题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我国经济也在发展，但同一时期，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变化更加明显，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利用了市场经济的力量，走上了开放道路。于是人们开始认识到，只有转向改革开放，才能实现经济加速发展。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此为起点，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进行了三项具有重要影响的改革：
一是实行农村家庭承包制。尽管20世纪60年代初，在某些地方农民尝试实行家庭承包制，但不久就被取消了，因为这与人民公社制度不能并存。20世纪70年代末，在改革的旗帜下，在安徽、四川等省份，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实行“大包干”，也就是家庭承包制。家庭承包制得到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快速推广开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村出现了新的气象。
二是兴办乡镇企业。农村家庭承包制推广后，一部分农民考虑到农村有富余劳动力，便产生了兴办乡镇企业的想法。市场缺少什么，他们就生产什么、销售什么。技术工人不足，他们便到城市中去寻找退休工人，聘他们来乡镇企业传授技术和指导生产。很快，在交通比较方便的农村，乡镇企业不仅得到较快发展，而且兴起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工厂。更意想不到的是，在乡镇企业成长的同时，有些地方还涌现出一批乡镇企业家。
三是建立经济特区。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0年，党中央决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发挥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示范作用。经济特区的建立，使改革和开放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这三项改革好像给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三块大石头，激起阵阵波浪。从1979年到1984年短短5年间，我国经济开始出现一些重大变化。比如，凭票供应的时代结束了，农贸市场中的商品日益丰富，鸡鸭鱼肉、粮食蔬菜水果应有尽有。又如，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建筑材料、纺织品、食品等许多商品被生产出来。在火车上、轮船上、长途汽车上挤满了手拎着大包小包的农民模样的人，他们是乡镇企业派出的推销员，大包小包里装的是商品样本。于是，在大一统的计划市场以外，出现了乡镇企业商品市场，大一统的计划市场被打破了。甚至像钢材、煤炭、五金制品，在农贸市场上也能买到。再如，经济特区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香港。尤其是在深圳，一栋栋高楼、一座座工厂、一条条马路、一片片商业区和住宅的建成，都体现出特区速度，这使得经济特区的劳动者、经营者、投资者感到无比骄傲。
改革重心向城市转移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宣告改革的重心向城市转移。
这时提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步伐，是不是农村会被忽视呢？并非如此。农村家庭承包制这时已经在全国范围推广，农民生活已初步改善，多种经营也逐渐被一些条件较好的县、乡、村所关注。此外，乡镇企业这时也开始重新组合，成为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生产方式。可以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已经步入正轨，城市改革自然而然地成为改革的重心。这是形势使然。把改革重心转向城市，当时至少有三个考虑。
第一，城市是我国经济的重点。因为国有大型企业都设在城市，如果不从体制方面着手改革，很难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我国不仅应当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应当提高经济的开放度。提高经济开放度应当从一些条件较好的沿海城市或内地交通要道边上的大中型城市着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文化因素决定的。
第三，从我国国情出发，就业问题在长时期内将一直是我国最大的民生问题。不深化城市改革，不仅城市发展不起来，而且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也找不到就业出路。只要城市繁荣了，日积月累，就业人数就会越来越多，社会就会更加稳定。
因此，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是符合实际的。
湖北初婚年龄破30岁
80后女局长被双开：
女子被丈夫家暴割喉
警方通报原县委书记
中国非遗打铁花 惊艳
穿汉服滑雪有多惊艳
北半球历史最低 零下
企业家实名举报县委
陕西出土柳公权真迹
趴着睡促进感染新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