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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unzhi 发布时间:2020-06-24朋友圈管理大师，时间管理大师的朋友圈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从一个落后的学习者，变成一个领先者，应该有情境与发展相结合的理论”，吴晓波说。
这位到访伦敦的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坐在我对面，访谈中他强调最多的，是理性思想和制度架构建设对于教育和商业社会的重要性。他肯定地告诉我，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基于中国实践的管理理念大发展的前夜”。
眼下，似乎正是中国商学院的最好时代：全社会对于经济建设的昂扬热情，已经支撑这个国家的商学教育走出了一条持续二十几年的向上曲线。从成熟的行业精英到新兴的创业阶层，庞大而广泛求知群体在源源不断地发展累积；与此同时，众多急于扩展版图的国际顶尖商学院，也早已把吸引中国学子、和中国院校建立合作项目列为“必修课”。
但被媒体和行业人士讨论更多的，却是这个行业或许将要面对的一次历史性震荡。伴随着舆论针对“权贵俱乐部”的批评，当局接连祭出“限读令”；有关商学院应正视非理性繁荣，“从教育出发、回归理性”的呼声，正在业界和学界不断高涨。
更为深层次的影响是来势汹汹的科技革命浪潮，它正在对基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所构建起来的全球商学教育体系发起冲击：不光是在线教学平台正在瓦解教育的物理围墙，在空前碎片化和快节奏的时代面前，传统知识和现实应用场景的脱节也在加剧。
与此相伴的，是湖畔大学、创新工场等一众带有互联网和资本基因的新型教育平台的兴起，它们赋予了“教育”更多的资源和活生生的直接价值，把“学校”更紧密地融入了现实的商业生态系统当中。
但仍有一个问题至今无法解开：在中国企业陆续登上国际舞台的今天，一些“中国模式”开始引发世界各地的关注和学习。但是中国的商学教育却并没有达到相应的认可高度，在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当中，至今也没有诞生所谓的“管理学大师”。
放眼观察，中国众多新行业、新模式蓬勃兴起的繁荣图景，同时也是一个泥沙俱下、野蛮生长的现实图景。更多人所追逐的，是对“明星企业家金句”、“流行商业模式”和“颠覆世界”的解读和阐释，而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大多会把人们引向一个更加充满宿命、悬疑和犬儒的场景。
有关中国特色的商业文明、基业传承和价值挖掘的话题，常常伴随着富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抽象叙述；而对于技术革命、商业伦理以及中国社会之间的关联与影响，也尚乏人可以清晰描绘。
“现在有很多很炫的概念，其实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归根结底，是其背后缺乏科学性”，吴晓波对我说，今天人们也许已经忽略了大学教育的本质意义：“大学教育的根本不同在于，它是以整个社会理想和责任驱动的。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理性和有责任感的人才。”
“三四十年前日本的崛起，伴随着很多的企业经营模式和管理理论及方法的崛起，比如‘丰田模式’、‘Z理论’、‘精益生产’等等。但是中国崛起相应的理论在哪里？有一批学者正在认真研究这些课题。”
中国商学教育所面对的挑战，并非只是一批院校如何在体制、市场和技术革命的三重冲击下寻求突围的故事；同时也是在新秩序下，对“谁才是商业社会价值和思想启蒙者”的重新思考；是一场“如何理性解读中国商业逻辑”的竞赛。
在访谈最后，我请吴晓波以一个中国教育工作者的身份评价今天中国所处的时代。他说，中国正处在一种原有规则和价值观体系被打破，而新价值观还未完全建立起来的大变革阶段，“人们的身边充斥着很多极好的事物、但也有很多极坏的事物，好与坏的事情都在高频度地发生着。”
“从一些政策来看，目前商学院和教育机构的价值还未被足够重视，应有的作用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中国商学院的高级培训和EMBA教育上确存在一些发展中的问题，但是不能把它硬性地推出门外、硬性地管理起来，把‘好孩子和脏水’一起泼出去。”
同时吴晓波补充，“对于商业领袖而言，因为他们商业的成功，其作用就被无限地夸大，把他们个人的经历、经验和对于社会的认知，理解成能够引导社会发展的认识。这亦是不对的，也应该看到他们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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